索引号: | 330726JD040000/2023-50803 | 文件编号: | 发布机构: | 前吴乡 | |
生成日期: | 2023-05-06 | 主题分类: | 组配分类: | 乡镇动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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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先行者 桑梓情深佳话传
自宋元以来,前吴人杰地灵,明贤辈出,文化底蕴浓厚,是浦江诗画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前吴乡党委政府为挖掘宣传弘扬吴溪文化,特推出《吴溪文化专栏》,着重介绍吴溪文化代表人物、轶事典故和载地特色民俗活动等,以增强文化自信、赋能乡村振兴。吴士槐,“一代纺织先驱”,改革创新,开创中国纺织行业新纪元;实业报国,保持民族资本“红色”并发展壮大。本文着重介绍吴士槐的相关生平事迹。 吴士槐(1896~1972),原名自槐,字定楙,号荫垣,又号直人,士槐乃其学名。浦江县前吴村人。浦江籍爱国实业家、上海申新九厂厂长,历任中国纺织学会第十二届常务理事,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三届理事,中国民建上海市委委员,上海普陀区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第四届委员、常委等,系“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的兄长,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称其为“纺织先驱”。 吴士槐与夫人徐素贞 1896年吴士槐出生于前吴村吴家。吴家在当地系书香门第,其父亲为清朝附贡生吴声湶。因父早逝,家道中落,靠人接济。1911年初,吴士槐就读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不能按期缴纳学费,险被学校除名,不得已求援于同乡浦江古塘人陈肇英,陈肇英时任浙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驻扎在杭州报国寺附近,得到陈肇英慨然相助,才顺利完成学业。 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经校长许炳坤介绍入上海日商内外棉五厂为练习生。1922年受申新总经理荣宗敬(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伯父)之聘,进入申新二厂。20年代前期,由于日商大举在华设厂并大量收购华棉,致棉花贵纱贱,华商纱厂受压日甚,加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倒闭之声时有所闻。侨商郭氏购进大中华纱厂改为永安二厂,招贤重振,聘吴士槐为技师,运用其在申二、申一积累的经验,为永安“金城”牌棉纱跻身市场标准纱作出贡献。此后纬通纱厂慕名礼聘其为工程师,委请整顿,除弊兴利,3年后,纬通“孔雀”牌16支纱售价高过标准纱。 1931年4月,纺织巨头,江苏无锡人荣宗敬、荣德生(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父亲)兄弟创办的上海纺织公司收购收购三新纱厂(前身为李鸿章于1878年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属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国第一家机械棉纺织厂),成立申新九厂,委吴士槐为工程师,1941年委任吴为厂长。 申新九厂大门旧貌 1950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吴士槐出任工务处长,1954年升任副总经理。1957年起在上海纺织工业局从事纺织设计室及化纤厂筹建工作。1960年任上海纺织工业局纺织设计室副主任。1965年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技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同年退休。“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关押批斗,1972年3月8日病逝。1979年2月,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为其平反昭雪。 一、伯乐相马,结缘一生。1922年,荣宗敬招贤,吴士槐辞去宝成纱厂职务,应招后被委为申新二厂总管,此职为车间全权管理。该厂有纱绽五万枚,每日用棉数量甚巨,在棉花收购中,棉花商为了以次充好,牟取暴利,便不择手段贿赂经管人员。某日,棉花商以敬烟为名将巨款装在香烟盒内,推推搡搡,硬要塞给总管吴士槐,被当即拒绝,遭到呵斥。此事,很快为荣宗敬所知,大加赞扬。此后,深得荣氏器重并被委以重任,且吴在同行中声誉日隆。 至此,吴士槐与荣氏企业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凭对资本市场经营模式的谙熟,纵横商海,与荣氏企业风雨同舟,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族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申九”的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吴士槐百年诞辰之际,荣毅仁副主席为其题词“纺织先驱,功在申新”。 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为吴士槐百年诞辰题词 “纺织先驱,功在申新” 二、改革创新,治理有道。“设备求新、用棉求精、品种求多、营销求活、管理求严、待人求宽”就是吴士槐的“二十四字箴言”治厂之道。 申新九厂刚成立之时,设备落后,生产不振,经营不善,债台高筑,已停产数月,仍有为数不少的工人呆在车间不肯离去。如果不加以筛选淘汰,职工队伍素质就无法保障。因此,始终满怀着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的吴士槐,目睹厂子里的这种恶劣状况,吴士槐认为整顿恢复工作成为首要问题,说服并取得荣宗敬的大力支持,结合积累的经验开展了一系列整顿工作。 在荣氏企业中,所有的纱厂都是沿用封建工头制的模式,即由文场与武场两套管理班子,各司其职。文场职员一般由股东推荐或总办聘请,管理权力较小;武场主要负责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权力很大,连考勤、处罚、停歇的权力都操在武场的工头手中。时间一长,导致这些大小工头不是亲友就是师徒关系,形成一股邪气嚣张的恶势力。 对于封建工头制模式下的管理落后、产品质量次且消耗高、劳资关系对立等种种弊端,吴士槐针对性地提出实行班组民主管理。消息不胫而走,遭到工头们的恫吓,使出打黑枪等卑鄙手段。吴士槐以非凡的胆略勇气,知难而上,在荣宗敬的支持下,果断地关闭工厂,与工头们谈判斗争,终于掌握了人事主动权,一举废除了根深蒂固的工头制,代之以科技人员管理车间生产的新式制度,开辟了华商科学治厂的先河。 上世纪五十年代,申新九厂织布车间内忙碌的情景 除此之外,又相继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选址新建、更新机器、提升工艺、改善工人福利等。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申九”形成较为完善的规模。从此,吴士槐名声大振,并获荣宗敬重用委以厂长之职。 三、岁月如歌,风雨同舟。商场多险难,常常危机四伏。受“九一八”事变后日商紧迫排挤、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等影响,荣氏企业频频出现危机迹象,上海“福新”各厂因为面粉销路日窄,一度全部停工;“申新”各厂也因棉贵纱贱,销路不畅,存货堆积如山,导致各厂资金周转困难。为挽回困境,荣宗敬领头呼呈政府,要求减少税收,减轻企业负担,并派人到江浙琼等地推广种植良种棉麦,但收效甚微。 面对政府要没收公司财产以抵税,荣宗敬一筹莫展,吴士槐知晓后连夜召集商议救危之策。期间,吴士槐提出的:各厂职员工资七折发给,等市场回升,经济好转,再恢复全薪,体恤厂方的处境与困难。此举得到了各厂职员的谅解与响应。到了1936年秋,全国各地棉花丰收,连续几年的棉贵而纱贱的市场形势逐渐消失,荣氏企业骤见起色,出现了生机。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属于“申新”系统的几个厂都在战区之内,荣氏企业损失惨重。 四、拨云见日,曙光重现。“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多数华商纱厂被日寇侵占,一度时间,市场纱布奇缺。因“申九”地处租界,为英国势力控制范围,日本无力控制,因此尚能坚持生产。当时,客商纷至沓来,该厂生产的“金双马”商标棉纱誉满全国,一时成为抢手产品,在市场上,曾经作为一种筹码与黄金并列。上海沦陷后,学校停课,很多工厂倒闭后,技术人员失业,生活无着,纷纷逃往内地谋生,吴士槐从培训技术力量着手,注重培养各方面专业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厂方开办了三年制专科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从1940年建校至解放,该校共培养二百多人,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优秀技术骨干。解放后,该校合并于中国纺织大学。 1948年8月,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快速糜烂,法币通货膨胀上升至天文数字。一时工厂倒闭,人民失业。为了挽救经济的大失控,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国统区内改变币制,强行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已成为废纸的法币。国民党把打击目标直指民营企业,对民族工商业者大肆进行惩戒。一时间,工商界人心惶惶。这时,上海中机公司新造了数百台自动织机,需要寻找买主。吴士槐觉得,与其让兑得的纸币变成一堆废纸,还不如买成机器变为固定资产可靠,于是买下二百台织机。 1949年新年前夕,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一些资本家在这种形势下,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引诱,加上对共产党政策缺乏了解,纷纷移资南迁,或到国外,或到香港。当时有人向吴士槐提议,把新购的二百台织机运往港台,另图发展。在此紧要关头,吴士槐坦然面对,力排众议,言道:“我吴士槐始终从事实业,没参加过什么政治。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怕什么。”并劝说同仁,组织力量保护机器,等候人民政府处理。荣德生、荣毅仁父子也决心留在国内。 解放军进入上海,不扰市民,露宿街头,这种亘古未有的街头景象立即传遍上海,人们纷纷奔走相告,齐声赞扬解放军不扰民的壮举。解放后,人民政府向私营工商业者宣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鼓励工商界消除顾虑,恢复生产经营,建设新上海,很快稳定了工商业人士情绪。吴士槐将以前购置的房地产尽快变卖,用以添置尚未配套的机器设备和购买建筑厂房所需器材。1953年,“锡轮”织布厂竣工投产,成为上海解放后惟一一家以私人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成的织布厂。 1951年7月,荣德生去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来了唁电。荣氏企业由其四子荣毅仁接手,成为荣氏企业继承人。 1954年9月,“申新”正式宣布公私合营,荣毅仁任上海市纺织公司经理、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总经理,吴士槐担任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从此,荣氏企业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走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潮头。 吴士槐(左三)与申新九厂领导班子合影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申新九厂,荣毅仁、吴士槐等人陪同,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而这是惟一一次视察公私合营企业。 由于吴士槐工作表现出色,政治上开明进步,深得当时上海市委的好评,被提名推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不久,派赴北京马列学院学习。 五、桑梓情深,世泽流长。吴士槐为人不炫能、不矜功、重乡谊、好施与,生平义举,指不胜屈。其一直心系家乡,当听说浦江有许多人奔波生计问题,招收浦江人赴上海做工近千人,人数超过历朝历代,惠及桑梓,为乡人所称颂。只要是来自浦江的往访者,无论识与不识,地位高低,咸皆款待,如有所求,无不竭力相助。正因如此,浦江老辈人对于申新九厂耳熟能详,均因吴士槐和“申九”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 1947年1月,吴士槐在担任申新九厂厂长期间与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王伯元集资修葺“苏州抗战遗族学校”校舍,对抗日将士遗孤子女教养,义无反顾,热忱支持,并担任了该校董事。先后,捐助图书仪器、运动器械、卫生医药等设备。协助学校开设棉织科,分期分批安排学生到厂实习,期间的食宿均由厂方供给,工厂师傅热心传授,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 1947年3月,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解决儿童入学困难,改善学习环境,吴士槐独自捐献巨资在村内购买土地,建造广明乡校新校舍(建设通济湖水库后移至石马,现浦江第五中学前身),该校于1948年落成,规模宏敞,堪称上乘,为全县小学之冠。 吴士槐在香港摄于1964年 解放后,吴士槐曾去香港,从香港银行取回了积攒多年的二万美元和一批金银珠宝,带回上海资助申新九厂,为恢复国民经济贡献力量。 作为“吴氏三杰”之一的吴士槐,其一生都奉献在纺织事业上,特别是在上海申新九厂期间,改革创新、实业爱国,让民族工商业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经受住了考验,就像吴莱山的青竹一般,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 整理:前吴乡人民政府 来源:《前吴乡乡志》;《吴士槐与荣氏家族》(张解民 著)
信息来源:党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