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醒耶(1903～2001) 字观安，号亦飞，别号凌峰、坚堤、新野，浦江县前吴村人，民革成员，系著名国画家、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博导吴山明先生的父亲。上海大学中国文艺院中国文学系毕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十一期结业。

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期间，与浦江县早期共产党员张新锦过从颇密，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因发起“革新校政”和驱逐校长的罢课风潮被校方开除。1922年转入杭州安定中学，选为“浦江旅杭学会”主席，与张新锦、郑熊三人发起驱逐浦江知事张兰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被推为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五卅惨案后援会主席，后改组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仍为主席。同年下半年起，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广东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经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王昆仑介绍，任该分校《潮潮周刊》主编，在《汕头民国日报》发表小说处女作《月出前后》。

1926年冬离汕赴闽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少校科长、第十七军直属炮兵团中校政治指导员、镇江要塞司令部上校政治训练员、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中央通讯社驻杭特约通讯员。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党内派系意见分歧，造成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各自召开代表大会，吴醒耶选为浙江代表出席广东会议。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与浙籍国民党人褚辅成、查人伟、沈尔乔组织“浙江各界救国会”，出版发行《午报》，任常务理事兼主笔。发表多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的文章。不数月，被省保安处以“言词过激”查封停刊。

1937年抗战爆发后赴武汉，任第九战区政治部代理第三组组长。未几，辞职回浙。得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器识，委以第四区战时政治工作指导室主任。1940年5月起，改任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训导员、教官、讲师、防空训练班训导科长、毕业学员辅导室主任等职。1941年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十一期受训。1943年起任浙江省庆元县、青田县县长。1947年9月任考试院浙江福建考试铨叙处秘书，与方青儒、张咸宜、石有纪、虞梦韶在浦江区域竞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杭州解放后，经王昆仑介绍，参加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结业后赴皖北阜阳参加土地改革，调任蚌埠、凤阳“华东区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语文教员。三年后，因疾返杭。1984年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著有《中国社会形态之一角》、《受训记》、《新野散集》等。2001年7月16日病逝。

吴醒耶著述书影

纵观吴醒耶的一生，出生于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末期，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成长，早早地体会到社会动荡带给底层老百姓的苦难，年少求学便能很快接受新思想，并在新思潮的洗礼下，迅速成长，敢于斗争，一心为国为民，有自己的远大抱负与追求。一生虽多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从中也看到了国民政府的执政积弊，到最终失去信心，自动脱离国民党。作为文人，干过记者，当过主编，他也有百折不挠的文人风骨，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和阶级斗争带给底层百姓的痛苦；作为为政一方的官员，敢于革弊立新、敢于为民请愿、心系实干造福；作为一名教员，待人坦诚，孜孜不倦。在朝在野，高度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家国情怀、故乡情结、文人风骨始终贯穿一生。

（一）终其一生的家国情怀。1920年，对于一个18岁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的青年来说，早早地埋下了反帝爱国的思想。在《新野散集》、《五四运动的浪潮推向金华地区以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风潮的回忆》一文中，吴醒耶自述，“我还只知道‘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可就是这点认识，对我的思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除了渊源于“五四运动”学生的思想解放，《新青年》、《解放与改造》、《浙江新潮》等一批新文化刊物让广大的学生认知的领域不断开阔和明朗。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潮影响，“改革校政”的建议才会被提出，体现新和旧的斗争，进步力量和反进步力量的较量才会上演。虽然这场“七中风潮”以失败告终，吴醒耶等五名同学被开除，但“五四精神”成为闪耀在吴醒耶一生中的光芒。学生阶段的坚持斗争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浦江旅杭学生会“驱张”运动，杭州学生联合会声援“五卅运动”等活动中。

吴醒耶手迹

在吴醒耶的一生中，大抵有几个人物对他的影响甚远，也是这些人的影响或支持，才让他的家国情怀愈发浓郁。首推孙中山先生。在其著作《新野散集》中专门有三篇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篇为《回忆和感想——纪念孙中山逝世56周年》，其中提到他三次加入国民党，最后于1948年自动脱离国民党，因为他作为炎黄子孙，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更主要的是他相信了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义（三民主义），深受感动于中山先生谋求祖国统一和昌盛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深切感动于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那种豁达大度、虚怀若谷的胸襟和知过即改，择善而从的永不停步的精神。在孙中山先生伟大、革命、战斗精神的感召下，极大地教育和影响了吴醒耶的立身处世之道，对于孙中山先生，他只有信戴和崇敬。另一篇文章则是《更实际和更有意义地几年孙中山先生120周年诞辰》，其中对更有意义和更实际地纪念孙中山先生向浙江省历史学会提出“西湖中山公园加以扩建和改建，重建西湖白云庵”两点意见。其三，吴醒耶在《纪念民族伟人中山先生并怀台湾故旧》一诗中甚赞中山先生为“千年帝制似山崩，创立中华第一人”。足见孙中山先生对其一生的影响有多深远。

另外，吴醒耶的异姓结义兄弟张柱中（浙江平湖县人）和王昆仑（江苏无锡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原中央主席）对其人生道路上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与两位相识、相交还是吴醒耶于1923年在浙江省第一中学高中部师范科读书时。两位是吴醒耶的老师，三人又均是国民党党员，既是“师生”又是“同志”，在这层关系上，由张、王两人提议结为异姓兄弟，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王两人时常接济在“杭高”读书的吴醒耶，可惜张柱中英年早逝。至于王昆仑，吴醒耶在《回忆“杭高”读书时》一文，总括为一句话，他给我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解放初年，他给我指明了今后努力和前进的道路。1985年，王昆仑病逝时，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王昆仑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在王昆仑逝世一周年之际，吴醒耶于1986年写下《忆王昆仑—纪念昆仑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他同样评价王昆仑为“一生追求光明，探索真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称“实际上昆仑还是第一个扶持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尤其是解放后，王昆仑曾去信吴醒耶，开列一张书单，包括《联共党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又在信中寄语，进入新的社会，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群众观点，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切不可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外。这种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让吴醒耶的思想认知和启发再上一个台阶，在后面的人生履历中，包括去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赴安徽省参加阜阳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在凤阳“华东区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支教等的经历中都能迅速地接受革命洗礼、融入群众，与那一群“最可爱的人”打成一片。

抗日战争期间，吴醒耶于1943年秋在庆元任职县长，把“兴学、禁赌和破除迷信”这三件事情当作关怀民疾的头等大事，在现在看来都相对容易的事情，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异常艰巨的任务，一是经费问题；二是国民党执政腐败的社会风气；三是封建社会残余的习俗，推行起来都是相当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吴醒耶亦日益看清国民党腐败的本质，在1947年国民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以后，自己还卷进了滑稽的“浦江竞选‘国民代表’”，接着便主动脱离了国民党的组织关系，也对腐朽的国民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冀共产党早日来到，迎接祖国的春天。以至于，在解放前夕，吴醒耶在“考试院浙江福建考试铨叙处”任职时，策动了一场“反逃跑”斗争，制止了机关干部迁台，保存了全部机关财产移交于杭州市军管会。

当然，吴醒耶的家国情怀还有让他念念不忘的祖国统一。每每回忆孙中山先生和跟蒋介石赴台的老友及亲人（同村孙辈吴怀庭），他都会说到台湾、祖国统一、中兴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旁贷的历史使命。“举头望明月，中秋月更圆。圆圆复皎洁，其亦照台湾……叶落要归根，有志应献身。统一团圆月，愿共作功臣”。《寄怀台湾亲友》《1984年春节寄怀台湾亲友》《丙寅春节寄怀》等诗文无不期盼亲人再相见，祖国早统一。

（二）念念不忘的故乡情结。吴醒耶著作《中国社会形态之一角》又名《浦江社会的解剖及县政的评见》，该文成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最后的总结中说，浦江是一个在时代落伍的社会，但是我们希望她进步；浦江的政治，过去是黑暗腐败的，但是我们希望她清明！于是我们除希望浦江的行政当局应切实负起改造之责外，我们尤希望大家民众能彻底的“自觉”，一面接受领导者的训练，一面便要真正地试行自治。虽然，吴醒耶早年离浦，但对故乡的观察和认识是充分的、深刻的、客观的，包括站在革命前和革命后（辛亥革命）两个历史时期看浦江的社会组织、经济现象、社会意识、妇女生活、社会习俗。同时，也揭露在封建社会时期、军阀统治时期县政的各种积弊，包括官僚政治、司法黑暗、警察腐败、教育幼稚等问题。通过观察家乡的社会形态，揭露问题，希望于行政当局者施行“自治”，改造当下的社会形态。以至于在他晚年回忆起关于浦江，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应该是“浦江旅杭学生会‘驱张’运动”。张就是当时的浦江知事张兰，他的靠山正是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那个年头，在军阀统治和张兰的压榨下，浦江民众都是呻吟喘息，暗无天日。好在通过“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兰调离。也到吴醒耶晚年才意识到，张兰在浦江的统治仅是黑暗统治的缩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推翻这种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单凭他们几个青年学生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他1993年再回浦江写下《仙华山颂》的时候感慨，我们浦江人的一种独特天性——面对强暴不怕顶撞，更不轻易屈服和投降。

（三）不易屈服的文人风骨。在学生时期，或许他还不应称作文人，只是一个接受新思想洗礼的学生。他“叛逆”地掀起“七中风潮”，还是“不自量力”地倡导“浦江旅杭学生会‘驱张’运动”，亦或是“血气方刚”的“五卅惨案”声援活动，凭借的是一股敢于斗争的豪情。到其青年时期，知识的积累、眼界的开阔、阅历的丰富，王昆仑等一批师友的引导，对社会认识逐渐深入，迅速成长成为了一支“笔杆子”，干过主编、当过“无冕之王”，针砭时弊、口诛笔伐，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敢于发表“言论过激”的社论；采访过何应钦、梅兰芳，思想进一步解放，敢于抗争的文人风骨不逊于当时的将军将领。在庆元、青田为政时，尤其是敢于破除弊习，推行“兴学、禁赌和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和自治，铁腕整顿，敢同黑暗势力、歪风邪气作正面斗争。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不易屈服、敢于斗争的文人风骨里，也保持了他的乐观开朗与纯真。或许是经历了各种锤炼，丰富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在某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被诬陷控告，以至于被判刑和劳动改造，不仅没有被击垮，而是保持一点赤子之心的纯真，不断经过他自己长期奋发的诉辨和努力，终于在1988年取得了法律和政治上的平反。这大概也是他谈到自己的养身之道吧。

吴醒耶为吴莱书院题写对联

吴醒耶的一生也正如他给吴莱书院题写的对联一样“高风亮节慕先贤，道德文章育后人”，是光明崇高的、是铁骨铮铮的、是坦荡赤诚的，可追比先人、育化后世，他的家国情怀永远流淌在潺潺吴溪中，也是流淌在每一个“吴溪文人”血液中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