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故事•书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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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作为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能够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浦江被誉为“书画之乡”“百年书画兴盛地”，素有“书画第一村”称号的岩头礼张村是浦江书画文化的发祥地，岩头镇自古以来书画名家辈出，孕育出“翰墨飘香 丹青溢彩”式的乡贤文化。

为了“系得住乡愁”唤起人们对乡贤和乡贤文化的记忆和呼唤，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社会之风，特开设“乡贤故事•书画篇”专栏，以“挖掘故乡历史，弘扬书画文化，展示乡贤风采，服务岩头发展”为宗旨，对岩头古今书画人才进行系列报道。

乡贤简介

张振铎（1908.9—1989.4），原名鼎生，字闻天，浙江浦江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治学勤奋，襟怀坦荡，植根生活，勇于创新，以继承和发展国画事业、培养美术人才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师承山阴画派，早年受业于经亨颐、吕凤子、潘天寿等。善于博取众家之长，作画简逸粗犷，苍劲浑厚，风格独特，李可染称之为“南张（张振铎）北李（李苦禅）”。

张振铎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于写意花鸟画创作领域，其作品取材丰富，创作手法多样，画面讲求笔墨酣畅、洒脱劲健、张弛有度，却又不失灵动洒脱。最佳者当数鹰、鹭、鹤、鸡、鸭、鱼、荷等七品。他不仅始终坚持对传统绘画的研习，还极为重视深入生活、观察自然，以写生为创作媒介，很好地把握了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精神之间的关系，使其写意花鸟画创作具有丰富多彩的包容特质，表现了时代的社会生活，使得作品富有现代气息。

博采众长  厚积薄发

张振铎的老家在浙江省浦江县礼张村，这是一个文风相当浓厚的乡村，绘画风气颇盛。清末民初，山阴画派任伯年、赵之谦等画家的影响渐及他的家乡，作品多有流传。在他年少之时，绘画爱好者差不多以模拟任伯年、赵之谦的花鸟画为能事。

书画第一村--礼张村张振铎的父亲和堂兄均为秀才，时尚所致，他们也都善诗文、书画。张振铎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对绘画产生兴趣的。张振铎家中18口人一起生活，他是兄弟之中最小的，全家有五人从事花鸟画（间涉山水画），多取法任伯年。张振铎父亲平时对他们兄弟们学习上要求甚严，假期中还时常问功课，督促他们作画、写字、作诗……

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农村经济衰败，加上苛捐杂税日重，张振铎家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当时，在张振铎思想上“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身”的古训很起作用，于是在父兄的鼓励和帮助下，他考进了上海美专，走上了终生学习绘画的道路。

《双鸭》纸本水墨 46×61cm

张振铎初学画受堂侄张书旂的影响较多。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张振铎认识了时任上海美专国画教授的潘天寿老师，潘天寿老师会传授画史、画理、画法，介绍中国画史上的画家及其成就，与潘天寿老师接触后，张振铎在审美趣味和画史等知识上受到了系统训练，绘画有了明显的长进。在张振铎个人的绘画风格中，张书旂和潘天寿二人的影响兼而有之，像《鸽篱菊》《岁朝清供》就熔铸着二者的风格面貌。可以这样说，形成张振铎绘画风格最直接的师承当推潘天寿和张书旂，而二者中又更多得之于潘天寿。

《鹰》纸本水墨  95×265cm

张振铎生活于20世纪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却能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敢领时代风气之先。他除了师承清末民初海派任伯年、赵之谦、吴昌硕诸家的变革之风外，更是得到经亨颐、吕凤子、潘天寿等诸位导师的言传身教。特别是1932年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旂、吴茀之共同成立专门研究国画的“白社”，该社的成立及其相关活动的举办，促使他走上了“转益多师是汝师”之路。

《蓖麻双蜡嘴》纸本水墨 68×44.5cm

张振铎取众家之长，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画作气势磅礴，风格简逸，造型洗炼，布局别致，笔墨沉雄，粗犷豪放，富有浓欲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时代特色，显露出既粗犷又精致、既典雅又深遂的艺术风格。

外师造化  自成一家

1943年张振铎偕同赵望云、关山月的西北之行使得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艺术道路迈出了又一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让他的艺术创作来到了“外师造化，自成一家”的第二阶段。赵、关二人是从事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比较突出的绘画工作者，在此之前张振铎并不十分重视从生活中写生、搜集素材进行作画的，在这之后，张振铎摆脱了自明清以来画坛陈陈相因的陋习，投入到了现实生活和大自然的宽广怀抱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生动、清新和万千气象。

《槐林曲》纸本水墨 70×68cm

此后，张振铎又常跋涉名山大川，华山、南岳、敦煌、延安……都有他的足迹。并且，每次外出（甚至开会），他都带着速写本，一有机会就勾上几笔。他愈来愈感觉到生活的重要性，所画的题材，大部分也都来自平素搜集的素材。如玲珑剔透的《油橄榄》、籽实丰满的《玉米》、灵巧绚丽的《啄木鸟》，无不来自平时的观察和搜集的素材。

《展翅图》纸本水墨138×68.5cm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生活蕴蓄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真情实感。张振铎艺术创作的第二阶段高度重视来自于生活的感受，大量写生素材积累及绘画品种的扩展，成就了张振铎在湖北中国画界乃至现代中国花鸟画坛上的翘首地位。

桃李芬芳  教泽绵长

张振铎毕生从事国画创作和美术教育，执教60余年，桃李芬芳，吴冠中、于希宁、冯今松、汤文选等均已卓然成家，人们用“南天一柱”来形容他在国画艺术上的地位与成就。

吴冠中看望老师时的合影张振铎192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次年在浙江省金华作新中学、成美中学和八婺女中等学校任美术教员，1930年任厦门集美学校高师科美术教员与美术科主任，1932年任上海新华艺专国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毅然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回浦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举办讲习班，为民众夜校上课。1939年与潘天寿辗转至昆明，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教授。1945年后，分别在自贡工专、西南美专、武昌艺专任中国画教授、系主任。

1947年，张振铎定居武汉，受聘于武昌艺专。从这一年起，他便与湖北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的42年当中，他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短暂参与政府文化建设工作之外，后期便主动转向投入到湖北美术教育事业上来，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学院、湖北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教授，培养了众多的湖北美术人才。不论在艺术创作上还是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张振铎始终立足自身民族文化的发展基础上，为近现代中国美术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张振铎在湖北艺术学院画室为学生作示范

张振铎先生授课深刻生动，能够由表及里、深入浅出。他在授课时讲到：“西洋画讲色彩层次，中国画墨分五色。所谓‘五色’，实际上都指墨色的变化丰富而言。国画构图要讲大效果，譬如画荷叶，你不能每片荷叶都有浓有淡，这样就太平均了，画面也就提不起神来。应该根据作品的意境和构思统筹大局，确定重点，从大效果出发作出浓淡干湿的艺术处理。”他会用手指比划着告诉学生：“什么是深刻？红的非常红，蓝的非常蓝，黑的非常黑，深刻就是深入进去再刻画一下，达到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深刻。”“没有形的神是空的，没有神的形是死的，以形求神，神形兼备。”这些经验之谈包含着艺术哲理，说得十分精彩。

结语

纵观张振铎先生的一生，其在艺术上自甘寂寞，潜心学问，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他的大写意花鸟画笔沉墨厚，大气磅礴，特别是将雄强老辣与俊逸灵秀完美结合，独树一帜。在我国诸多老一辈著名水墨画家特别是花鸟画家中，若论实力，张振铎先生无疑是其中极具个性和出类拔萃的大画家。

“‘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不但是从事艺术的至理名言，也是我走上绘画道路、成为一个花鸟画工作者的‘座右铭’。” 张振铎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