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声

钟道锠1931年摄于南京

在中国现代兵工史上，有许多知名兵工企业家。曾因功勋卓著，获颁“大维鼎”嘉奖、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浦江人钟道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期间，他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金陵兵工厂主任、总工程师、工务处长，广东第一兵工厂及其后改称的第四十一兵工厂厂长。尤以后者在他统领下，几经辗转搬迁，艰难创业，一跃而成为当时西南大后方颇具影响的军火生产基地之一，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钟道锠，字映奎，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廿七日出生于浦江东乡钟村济美堂（习称新屋里）。祖父钟学端（1849～1913），字尚正，号章甫，考讳树滋，又号晓春。清光绪丙申（1896）附贡士。虽家道殷实，然朴素节俭，大凡族中以至阖邑公益善举，皆慷慨捐输，毫无吝色。心性平和，待人不分畛域，于贫寒故旧尤笃且挚。兼之忠信明决，料事如神，大小纷争无论远近，得其一言排解即恍然冰释，以著望硕德称誉乡里。父亲钟士培（1870～1948），字志仪，号兰畦。邑增广生。事亲至孝，尚义守礼，居长主持家政，与四位胞弟同爨历三十余年。竭力提倡地方公益事业，创办新学、筑路架桥、捐款育婴及资助县志铅印诸事无一不与，故仁闻广布，遍载口碑。道锠自幼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即具追求民主进步的浓厚意识。他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曾留校执教，随后远涉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脱华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机械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后，蒙导师举荐，任上海美孚石油公司工程师。转而投身兵工事业，进入金陵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

金陵兵工厂前身是清代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后迁往苏州，复移至南京，更名金陵制造局，是中国开办最早的三大主要兵工企业之一。辛亥革命后由北洋军阀控制，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两年后隶属军政部兵工署直辖。钟道锠进入金陵兵工厂任总工程师，与李承干（湖南长沙人，著名爱国兵工企业家，历任金陵兵工厂工务处长、厂长；抗战初期金陵厂迁重庆改名第二十一兵工厂，仍任厂长。获国民政府9次嘉奖，有兵工界“国宝”之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计量局局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1月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交谊甚笃。李承干任金陵厂厂长后，钟道锠擢升工务处处长，负责全厂生产技术，并全力协助李革新厂务，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消除多年积弊，降低成本，提增效益，让陷于窘境的这家老牌兵工企业焕发青春活力。该厂制造的武器弹药品质精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予日寇以重创，大长了国人志气。钟道锠的卓越才干，颇受国民政府军政部高层赏识。

1936年11月，钟道锠奉兵工署调令，从国都南京出发，风尘仆仆前往广州，接收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该厂位于广州北郊石井村，其前身为广州机器局，亦乃清代洋务运动的产物。1907年改称石井兵工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广东兵工厂，1935年复改称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一直由广东地方势力控制。

1936年6月，主政广东、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反蒋，史称“两广事变”。7月，因部将余汉谋率第一军倒戈，加之内部分崩离析，陈济棠事败被迫出走香港，宣告其统治广东时代的结束。同年11月，钟道锠抵粤，冲破重重阻力，不辱使命，将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收归中央政府直辖，奉中央明令更名广东第一兵工厂，并膺任厂长。是时，该厂有步枪厂、机关枪厂、无烟弹厂、机关弹厂（附设熔铜部）、无烟药厂、机器厂（兼造轻机关枪）、炸弹厂、动力厂等8个分厂，随后又增设木工厂，共有职工2300余人。据当年12月29日《大汉公报》的“广东新闻”报道：“至钟厂长接任后，积极整顿内部，职员除一部分自动辞职补充外，其余未有若何更动。每日仍开双工，即日夜工，加紧制造出品。”自1937年6月起，步枪厂专造中正式步枪（系仿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所发展的毛瑟1924式标准型，在获得图纸和工具后由河南巩县兵工厂负责开发，1935年7月开始量产，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全军统一的制式步枪），是当时全国主要生产中正式步枪的四个兵工企业之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我方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华北很快沦陷，战火延烧到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此际，国民政府突然领悟：若要实现长期抗战，不但要实施焦土政策，使中国的工业不被日本利用而达其“以战养战”目的，还要进一步将厂矿迁至后方，为我所用。因此，东南沿海许多重要的国有、民营厂矿企业，均需迅速转移。是年12月下旬，广东第一兵工厂奉令搬迁。全厂上下紧急动员，仅用一周便将所有机器设备拆卸完毕，集中装船，逆水而上，转移至广西融县（今融水县境内）与广西兵工厂合并，析为制弹和制枪两部分，1938年初分别改称第四十厂和第四十一厂。5月，无烟药厂移交给四川泸县第二十三厂。8月，四十一厂在融县位于小峒及天堂坪两处山麓的临时厂房抢建完成，轻机关枪厂开始生产，子弹厂及步枪厂亦相继开工，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输往抗战前线。此间，全厂有职员140余名、工人2500余名。所幸搬迁及时，设备、物资等悉数保全，俾企业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而广州石井原厂址却遭致日机狂轰滥炸，化为一片焦土。

1939年12月24日，粤北日军渡潖江大举北犯，柳州受到严重威胁，四十一厂再度搬迁贵州桐梓。遵照高层部署，子弹厂移交四十厂，炸弹厂移交桂林修炮厂，四十厂的轻机关枪厂则并入四十一厂第四制造所。其实，在此之前，钟道锠对整个战局即早有预判，乃未雨绸缪，派员会同兵工署赴西南腹地勘察，作好继续迁徙的准备。这次他一接到指令，自然应对从容，并亲临现场指挥调度，号召全员坚定信念，抱持抗战到底的决心，空室清野，确保各类设备、物资不落入日寇之手。大家争分夺秒，昼夜突击，将所有机器拆卸装箱，重要机器交由西南运输处经贵州独山转运桐梓，次要机器及移交四十厂的器材一并由火车经湖南芷江转运四川。

四十一厂之所以最后选址黔北高原大娄山脉群峰环抱中的桐梓县，是因其地理环境之独特：桐梓本属古夜郎国疆域，紧邻抗战陪都重庆，乃川黔锁钥，为抗战时期全国惟一畅通的川黔滇缅国际通道必经要隘；且周边皆有险关扼守，云层厚、云量多（阴天年均多达270余天），日寇飞机无法抵近侦察、轰炸。抗战始兴，随着沿海和中原地区许多厂矿、机关、学校和部队往西南迁徙，仅桐梓县便陆续接纳了38个疏散单位和大批军民，使当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抗战文化氛围愈益浓郁。至为关键的是，该厂来这里“安营扎寨”，可与相继迁往西南大后方特别是重庆周边的许多兵工企业连于一体，成为全国抗战期间极其重要的军火供应补给基地。相关资料显示，其间进驻桐梓名气叫得最响的是“一厂一校”。一厂，即四十一兵工厂（对外以桐油公司代称。一说称桐叶公司）；一校，指“中华民国海军学校”（从福建马尾转道湖南辰溪迁来）。

1940年2月18日，四十一厂首批器材运抵桐梓，拟安装在县城南郊以东约4公里处的一个事先勘察好的天然溶洞内（据说这个大溶洞是修公路时发现的，其洞口高15米、宽8米，主洞长520米、高度一般为87．5米、宽50至60米）。因凿洞扩容工程量大，需招商承建，且一时难以竣工。钟道锠急前方所急，遂带领全厂职工在县城南郊之西约3公里的一处山坳，以竹木绑作支架、用铁皮盖顶，自力更生赶建简易厂房。是年8月，便开始制造捷克式轻机枪和中正式步枪。翌年9月，钟道锠向兵工署呈报：“（本厂）自1940年开工迄今，已生产捷克式轻机枪2200挺，（中正式）步枪7000支。若材料不缺，技术员工补充健全，原有机器加以修理，每月可出捷克式轻机枪260挺至300挺，步枪1100支至1300支。现有职员218员，工人2300余名”。而同步实施的大溶洞主洞扩容、石丘削平、隧道凿通及洞顶开窗等工程项目，至1942年7月亦全部完竣，机器等设备移入洞内安装，正式投产。

钟道锠治厂严谨，统驭有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在职工中威信很高。进驻桐梓仅三年多，全厂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步入正轨。厂房、仓库得以兴建、改建或扩建，厂部办公处所落成，职工生活区福利设施一应俱全，技校、子弟学校正常开课。该厂最盛时占地700多亩，房屋面积5万多平方米。傅家龙洞厂区地处县城南郊，背枕蜿蜒起伏的丘陵，面对一水中流的平畴沃野。各制造车间顺山坡罗列，公路连接厂区与西南干线，并越过干线延伸至东面的一道山谷中。往山谷里前行，魁岩下九坝沟一带辟有职工生活区，福利设施大多分布于此。山腹中掘有一处巨大隧洞，如战事吃紧时有必要可将机器设备等移至隧洞内。其后，又拦截山谷深处的天门河上游地段，动工兴筑坝渠结合式水电站，破解生产动能难题。凡此种种，足见钟道锠为四十一厂的建设和发展煞费苦心，并作好持久抗战打算，其眼光独到，运筹帷幄，谋略不谓不深矣。

全厂机构健全，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管理有序。厂部下设厂长办公室、工务处、水电工程处、会计处、福利处、警卫大队和消防队等，还有直属兵工署稽查处领导的稽查组入驻。办公室内设文书、人事、通讯（无线电台）、庶务4课；工务处是全厂的核心，主要负责生产、技术，内设工作准备、物料、检验、购置4课并辖8个制造所：第一所生产步枪，第二所生产轻机枪，第三所为机器维修，第四所铣机枪弹膛、枪管，车零件和工具样板，第五所负责动力即发电、供水，第六所铸铁，第七所翻砂、焊铆，第八所为木工；会计处内设簿记、审核、成本、工薪4课；水电工程处辖天门河水电厂各车间；福利处辖训育课（负责职工业余教育、技校及子弟学校）、生活供应课（负责军粮仓库、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食堂和农场）、营缮课、汽车运输队、住宅管理室、招待所、俱乐部（辖业余京剧、川剧、粤剧、话剧等文艺团体）、职工医院（辖住院部及傅家龙洞、九坝沟两个门诊部）；警卫大队辖3个中队、9个分队和1个机炮队。全厂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行政人员均授予军衔：厂长为少将，处一级骨干授校级军衔，课长和工作人员授尉级军衔。厂方还在当地招收了一批普工和学工，壮大职工队伍。

每天清晨，汽笛拉响，声闻数里，职工三五成群步行进入厂区上班。机器轰鸣，运转不停，生产秩序井然。在“一切为了抗战”“后方员工多流汗，前方将士少流血”“造犀利武器，保国防安宁”等战斗口号鼓动激励下，各车间炉火熊熊、热气腾腾；诸工艺流程步步衔接，环环紧扣；半成品、成品质量检验层层把关、精益求精，日出产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及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足可装备一个连队。至1945年，据军政部兵工署报告，该厂单捷克式轻机枪的月产量及最大产量均为300挺。对此，有人评价：四十一厂的进驻，一扫昔日蛮荒，带动了当地开发，厥功甚伟。在战时的山城桐梓，建成这样一片颇具规模的工业区，殊属难能可贵。

该厂迁桐之初，仰赖两台功率较大的柴油机发电。而发电所需的燃料奇缺，便专门建了一个炼油厂，在当地大量收购食用菜籽油，加工后用作发电燃料。同时，每天安排30辆汽车组成运输队轮换去重庆拉柴油。但发出的电量毕竟有限，不敷所需，严重制约枪械生产，让钟道锠心忧如焚。为此，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乃当务之急。于是，他不辞辛劳，亲率相关人员翻山越岭踏勘，并邀集水利专家反复论证，提出利用城东北自深山幽谷中下泻的天门河流水落差，蓄水兴建电站发电。这样，不单可以保证能源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让生活区都用上电。该工程项目向上报批获准后，于1942年动工兴建。特聘中国工程学会暨水利工程学会会员、北京大学教授陈祖东（华夫）任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及工业大学的一批精英联手设计、营造，数千民工参与筑坝、凿岩引水等工程建设。历时两年，完成土木建筑，包括拦河坝、蓄水库、明渠、暗渠、机房、地下室等。机器在美购置，所购水轮机、发电机全部机件俱系美国最新产品。两台封闭型伞式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带有高低发电、继电及自用屏电壁6块，美国奇异公司1942年制造，总发电量720千瓦；水轮机为中型法兰西斯立式，美国勒菲尔公司制造，总马力1000匹。并带有伍德华式油压机、自动及手动两用HB型卧式缸调速机各2台。原订于1942年6月交货，因太平洋战起，日军严密封锁，国际交通线受阻，机器只能由美国海运至印度。陈祖东教授遂两次前往印度，经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副署长杨继曾出面协调，由驻印美军空运部承运。卡尔德少校等以巨型运输机装载全部散件，飞越抗战时期著名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运抵昆明，再用汽车转运至桐梓天门洞。机件总重百余吨，单机芯即重达3吨，打破了中印空运重件的历史纪录。机器安装工作由厂水电工程处及第五制造所担任，主要负责人有工程处处长陈祖东、工程师孟觉和第五所主任郭维藩等。1945年4月之后，机组陆续安装完毕，开始发电供全厂使用，并正式将电站命名为天门河水电厂。电站落成时，被围住的水坝内变为一个面积约百余亩、蓄水达40多万立方的山间湖泊。因四十一厂的职工多为江浙人，故仿照杭州西湖格局，在湖心岛上盖起古朴典雅的楼台亭阁，湖岸遍植碧桃绿柳、名花异草，在湖中建成“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诸多景观，以寄托他们对江南故乡的思恋。后来，这里取名“小西湖”（1944年冬，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曾被蒋介石从贵州开阳转移至此幽禁，长达两年零三个月）。

1945年4月，续任厂长刘守愚在发电厂地下机房通风洞道内石壁上镌有一帧碑刻，记述发电机和水轮机购进及运输、安装的过程。全文如下：

“本厂天门河水力电厂，创始于前厂长钟映奎先生。聘中国工程学会及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员陈君祖东，总司工程之事。三十一年兴建，越两载而坝渠、机房诸工先后告成。全部机件为美国最新出品，年前由美运抵印度。陈君两度飞印，藉署长俞公大维、副署长杨公继曾之力商，承驻印美军空运部（ATO·USAF·CBI）惠拨军用巨型机，越喜马拉雅山空运来华，共计百吨。尤重达三吨之电机芯，因美军机场主管卡尔德少校（MAJ·J·W·BEARD）等之毅力，安然运抵国内，破中印空运重件最高纪录，至可感佩。装机工作由水电工程处与第五所合办，陈主任祖东，郭主任维璠，工程师孟觉、钱艮美、毓麟、孙钟和、华慰曾，监工员夏望南、邱友于，匠目梁奕璋、胡振英，领首刘纪明、徐长发诸君主之；导水钢管唐镜君监督之；修配机件本厂各制造所分任之。机房工程深入地下，凿镂砌结，极具匠心。设计监造者陈君祖东、孟君觉也；承建者万记公司边君万生也。自斯江海浩瀚，蒸而为云、凝而为雨者皆得，为本厂动力之原料。变态往复，不涸不竭，取不加力，用不繁赀，大自然之功能备矣。今乃赐之于本厂，以利济于造兵。然微映奎、祖东诸君子之力，则何克臻此，守愚乐观厥成。为伐石著辞，以志创业维艰之意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军政部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厂长刘守愚谨识。”

记述水电厂土木工程建筑经过以及由陈祖东撰写颂扬劳动人民的《石工歌》等碑刻，嵌于小西湖“中正坝”的四方形石塔上。可惜后来遭人为铲削，字迹已无从辨认。

水电厂配电房一侧通风孔石壁，嵌钟道锠亲题“天门河水电厂”厂名碑刻。各界名人如陈立夫（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题写的“入天门而夺天工”；李华英（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中将参事，1937年5月曾作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成员赴陕北考察红军）题写的“发动天然”；杨继曾（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题写的“兵工策源”等，则勒石分嵌于水电厂地下机房门楣、通风口顶端及暗渠六角蓄水池石壁。

四十一厂于1946年7月裁并，发电厂移交地方。时至60多年后的今天，据新华社记者采访报道，这座发电站仍在正常运转。它的建成，填补了贵州历史上没有水力发电站的空白，同时它也是我国最早的岩溶地下发电站。

钟道锠在抓全厂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关心职工生活。

为培养技术人才，增强后备力量，厂内续办技工学校，分甲、乙两班，复增设补习班，开文化课（国文、数学）和专业课（机械数学、工艺学、制图学）。辟实习工场，设车工、钳工、锻工及机电等多个小组，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场实习。早先，技校生源为厂内青工与徒工，不足百人。后来陆续招收职工子弟学校及地方初中学生，员额增至200余名。技校师资雄厚，有专职、兼职教师多名，兼职教师大部分系厂内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此外，还不时选调在职普通青工进入技术岗位学习深造，不断充实骨干队伍。职工子弟学校随厂从广西迁桐，最初借县城文庙后殿设初小4个班。翌年春职工家属陆续抵达，学龄儿童骤增，又租赁县城北街桐梓大饭店设本部，在傅家龙洞和杨家湾各设分部，实行春秋两季招生。1942年校本部迁往城郊沙岗新址，扩大教学规模为20个班，学生增至千余，其中八成以上系职工子弟，亦吸收少量当地适龄儿童入校就读。有教职工50余名，基本具备高中学历，薪俸优裕。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在当地名列前茅。

钟道锠深谙“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真谛，尊重、关爱和依靠广大职工，并真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因而颇受崇敬和拥戴。战时军火生产任务紧迫，职工劳动强度较大。钟道锠始终坚持张弛有度、劳逸兼顾原则，让职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疲惫的身心能得以放松，利于再战。他亲自主持在生活区陆续兴建各类文体及福利设施，组织开展多项活动，丰富职工工余文化生活。每逢周末，篮球场上观者云集，各兄弟所（车间）之间、自组球队之间相互角逐，气氛热烈；还约请重庆的篮坛国手、同业球队来桐交流切磋、竞技联谊。因时、因地制宜，举办诸如兵乓球、羽毛球、排球、足球、田径、武术、棋类等体育项目比赛，选拔优秀团体和个人参与地方举办的运动会赛事。该厂职工足球队常在县城体育场与海军学校足球队竞技，领县内足球运动之先。职工吴崇汉曾入选县体育代表团参加全省运动会，以优异成绩刷新男子100米短跑省纪录。图书室配备专人管理，丰富藏书，方便职工阅览。俱乐部常年组织职工业余剧团轮流演出多种剧目，或联络地方剧团、戏班同台献艺。钟道锠于百忙之中仍抽暇亲临现场观看，与职工同欢共乐，并应邀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凡重大节日，该厂都要指派舞龙队、舞狮队或高跷队参加地方联欢活动。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以中央兵工企业为主体，配合桐梓县政府和社会各界，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该厂出动彩车、锣鼓队、游行方队及长灯表演队，阵容庞大，蔚为壮观。特别是晚间，浦江籍职工扎制的由180节凳板串接、长达200多米的“浦江龙灯”独具江南特色：龙头造型别致，装有电珠的“龙眼”光焰闪烁；龙身的节节子灯绘以花鸟虫鱼及诸般人物，多姿多彩；龙尾单独成节，披挂红绸。齐齐点燃子灯内的蜡烛，灯手且行且舞，灯队犹如一溜长蛇在苍茫夜色中蜿蜒游动，令观者大开眼界，称奇叫绝。

钟道锠为人坦诚，不炫能不矜名，重情厚义，无论新朋故旧、同僚袍泽，亦或宗亲族戚、乡党邻里，皆交口赞誉。其善行义举，指不胜屈。

钟道锠情系桑梓，热心公益，倾力扶助家乡教育事业。早在留学美国期间，便汇回美金资助其父及族老开办新式学校（钟村集贤小学），推行现代教育。并每年认捐经费，以维持学校日常用度。为振兴家乡教育，缓解平民子弟因家境贫寒而无力继续升学之困，于1931年前后，与地方社会贤达及旅外名流80余人联合发起筹建浦阳职业学校，重在训练“（入学者）实际技能之获得”。嗣后虽建校一事搁浅，然其拳拳赤子之心，天日可鉴。1939年间，远在黔北的他又出资襄助乡贤陈肇英先生，于故里的浦阳江岸兴办普义初级中学（后改名中山中学）并任校董，俾邑中东乡一带青少年有就近再造之所，周边的义乌、东阳、诸暨、桐庐等邻县学子亦受其惠泽，进而为国家和社会孕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在钟道锠故里，还有一件以“洋机器”造福村众的事，至今仍在老辈人口中传颂。村人世代深受旱魔肆虐之苦，亦饱尝“踏大溪”之累。1929年，向来关心民瘼的钟道锠，不负乃父嘱托，利用自己任金陵兵工厂总工程师之便，亲自筹划，从国外引进抽水机两台，分别安装在浦阳江畔和村中田畈水塘边的机埠内，抽水灌溉田地，后又改作碾米，一方胥享其利。

钟道锠素重乡谊。早年在南京及至后来到两广任职期间，就有一大批家乡子弟慕名前往投奔，累计不下数百人。他都一一热忱接待，并想方设法安排进厂务工。但约法三章：无论与之是否沾亲带故，一律量才平等录用，而故里钟村人则须改换姓氏（一般改随母姓）以避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务求精诚团结，决不容许拉帮结派、自恃是“钟厂长的同乡人”而越规逾矩。如祖籍浦江任店（今属黄宅镇）、现任深圳华为公司总裁的任正非先生，其父任摩逊于抗战爆发后就是经浦江同乡、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的钟道缵（芷修）引荐，从南京辗转跋涉，赴广西融县天堂坪的四十一兵工厂（兵器厂）会计室任职的。钟道锠还着意培养年轻人，选拔他们到重要部门、技术岗位磨砺和锤炼，掌握现代科技，增长管理才干。因此，在该厂的产业工人队伍中，便形成了一个以江浙人为主体、浦江人为核心的“家乡子弟兵团”，在兵工生产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人进入杭州重型机械厂、制氧机厂及其他地方企业工作，成为厂方倚重的业务技术骨干，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钟道锠一贯坚持为职工办实事，让职工及其家属基本生活得到可靠保障。他曾组织在桐家属兴办日用化工厂，制作牙粉、雪花膏、肥皂等产品推向市场，开展生产自救。平素则倡导和鼓励职工节俭生活，挤出部分薪酬接济远在原籍务农的家眷或亲属。如浦江钟村当年就有上百人在厂内务工，而家里人大多靠耕种田地，收入微薄，故在厂务工者每年都会给家中汇去好几笔钱款，以维持家庭生计。据传，其时一年中每月经邮差送达村里的汇票，往往多于县域一般村坊全年的平信。因此，相对来说钟村的经济又比其他村坊要活络一些。

在四十一厂迁址广西融县期间，钟道锠曾应广东勷勤大学教务长兼内设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院长林砺儒先生请求，出手相助，使该院师生迅速摆脱险境，平安转移至异地复课。此事后来在两广教育界传为美谈，以至载入今之华南师大校史。其原委是：1937年初，因躲避日机轰炸，勷勤大学师范学院从广州迁往广西梧州。翌年初广州沦陷后，灭绝人性的日寇又在梧州扔下炸弹，致城池焚毁，生灵涂炭。欲逃离战火，为师生寻求一处相对安定的教学环境，该院拟再迁梧州之西的藤县。而当下时局动荡，兵荒马乱，何况院方一无交通工具，二缺经费，转移途中更要顾及师生安危、保障校产完好无损，面对种种困难，让身为院长的林先生一筹莫展。此际，林先生想到了昔日在北平师范学堂的知交、时任四十一兵工厂厂长的钟道锠，于是便设法与之联系，恳请他给予帮助。国难当头，学校师生受困，老友紧急求援，义不容辞，钟道锠立马抽调厂内运输船只，火速行动，分批将该院师生及图书、仪器设备等校产溯西江安全送达藤县。待全院师生安定下来，不久即正式复课，转而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辗转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七年。1944年3月8日，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携妻儿从遵义赴四川重庆。因川黔公路一线地势陡峻，常要爬山越岭，干道狭窄且七弯八拐，司机稍不留神，即有人车坠落悬崖之虞。而竺校长一行所乘车辆破旧，途经娄山关顶，引擎便出了毛病，好在往前一路是下坡，司机冒险战战兢兢溜滑；不料刹车又坏，只得挂头档控制车速。几番周折，好不容易才开到桐梓。竺校长与钟道锠是浙江同乡，原本熟识，于是就让司机将车驶入四十一厂内，拟面晤钟道锠，请他帮助修车。此刻钟道锠正在开厂务会议，二人匆匆交谈后，钟便遣员送竺校长一行至马鞍山的厂部招待所，并安排技工学校的王清鹤（系苏步青教授的温州同乡）接待。车辆经厂里检查，修理引擎需要一些日子，故由钟联系商妥，于次日送竺校长搭邮政车去重庆，其妻儿则随厂方车辆回遵义。1945年4月21日，竺校长等人乘国滇1861号车驶离重庆。途经贵州桐梓新站时，车的后轮地轴等多处出现故障，难于前行。无奈，只好在当地候乘三溪电化冶炼厂去贵阳拉铜料的货车。久等无望，碰巧搭上路过的西南公路局货车，安抵桐梓县城，在招待所住下来。竺校长再次约见钟道锠，请他帮忙找车去遵义。顷刻便有了消息，钟回复厂里次日有一辆货车经遵义到贵阳，并特地派一名随车押运员去给竺校长一行打招呼，定次日晨一道出发。晚间，钟道锠又专程去招待所拜望竺校长，共叙旧情。竺校长两次路过桐梓得到钟道锠帮助的亲历，都一一留在了他的西迁日记里。

张学良被软禁桐梓小西湖期间，钟道锠对这位少帅也非常敬重。尽管不能与之面对面交谈，但仍让人制作火炉及购买部分生活日用品送去，表示慰问，少帅则以钓自湖中的鲜鱼回赠。当时两位将军有交往，知道的人不少，咸讳莫如深，毕竟少帅并非“自由身”，周遭有特务严密监视。

钟道锠的夫人张雪莲，是浦江籍著名国画家张书旂和语言学家张世禄的堂姊。因为这样一层关系，钟道锠平时与他们兄弟俩友爱甚笃，且常有联系和往来。钟道锠在桐梓的寓所，客厅墙上挂着张世禄题赠的条幅一帧，上书七绝一首：“萦回一水绕林原，此地曾无车马喧。了却心中憎与爱，人间到处有仙源。”当时张世禄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可能到过桐梓，并且对钟道锠居住的环境相当熟悉，故赋以此诗，其间亦展现了他这位姻兄身为抗战大后方兵工厂厂长的胸怀。条幅两侧则是张书旂精心绘制的两幅花鸟画作，色彩斑斓，满壁生辉。

钟道锠在四十一厂厂长任上，肩负重担，殚精竭虑，积劳成疾，致心脏受损，不时咯血，幸由军政部急送成都华西坝医学院，经名医戚寿南院长精心治疗，方转危为安。然元气大伤，其心血管功能难以完全恢复，遂于1944年间请辞厂长一职获准，改任兵工署委员。当时天门河水电厂所需设备已从美国空运至国内，正安装调试，他亲眼看到发电后才离厂北返。听闻钟厂长要走的消息，许多跟随他征战两广、鏖兵黔北的老职工都依依不舍。临行前，浦江籍的家乡子弟们饱含热泪，深情欢送，并与他合影留念。钟道锠抵达上海，先挂职于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物资供应局（青岛救济总署）。据说，陈仪曾邀请他赴台湾任交通厅厅长，他婉辞不受。后经同乡、沪上荣氏集团最大的纺织企业——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推荐，出任福新第七面粉厂厂长。

1945年3月10日四十一兵工厂浦江籍职工欢送厂长钟道锠离桐留影

有一年，他回故里省亲。一位族弟要他谈谈对当下时局的看法。他的回答很坦然：“其实，国共两党就像你和我一样都是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嘛！就说眼前，我宁愿生产白面粉，也不会再回到兵工厂制造武器打内战。”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置人民于水火的强烈愤慨。

解放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力邀他“出山”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他慨然应允，并以满腔热情投入造船工业，继而调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一机部领导对他很器重，即任命他为技术顾问，筹建国家首批15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1955年3月17日，他因疲劳过度、心力交瘁不幸逝世，享年64岁。

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前线后方凝心聚力，殊死拼杀，顽强搏斗，“一寸山河一寸血”，终于迫使侵略者放下罪恶的屠刀，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十一兵工厂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闪光的一页，在欢呼胜利的凯歌声中，它已完成了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于1946年7月裁并，职工大部分遣散，机器运往重庆转交二十一兵工厂。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这是郭沫若与贺绿汀两位先生于战时联袂为李承干所领导的第二十一兵工厂谱写的厂歌。让我们借用这首厂歌，放声高唱，以激励我们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捍卫世界和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奋战吧！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兵器史话》

郑洪泉：《国宝·功臣·抗日英雄》

钟士仲：《忆钟道锠先生》（《浦江文史资料》第四辑）

张永成：《怀念钟道锠大哥》

黄光荣：《特殊岁月的桐梓抗战大后方文化》

任摩逊：《抗战初期融县七七书店——生活书店分销处 传播进步思想启引

青年前进方向》（贵州《都匀文史资料选辑5 》）

杨隆昌：《桐梓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何国华：《林砺儒与华南师范大学》

雨仁读译：《竺校长抗战西迁贵州日记》

贵州《桐梓县志》（1997年版）

《浦阳潮溪钟氏宗谱》（民国廿七年续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