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张斌 董易鑫 季俊磊

“我们村应急联动队里有8个人，新浦江人占一半。”来自云南的雷洪权说，他在虞宅乡高坑村已经住了16年。

虞宅乡是水晶产业的发源地。在这里，像雷洪权一样的新浦江人是本地户籍人口数量的两倍多。近年来，我县推动居住在此的新浦江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让他们在当地有了话语权，更有了共建“第二家园”的意识。

以“融合”巧解“外乡隔阂”

高坑村是离水晶西部园区最近的一个村，新浦江人承租了村里的空置房屋。来自云南的水晶厂工人王春艳，已经在此居住了22年。

王春艳说，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最初，本地人与新浦江人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不少老乡很难真正融入本地。“抱团取暖”成了彼时外乡人的选择。“我们是老乡带老乡，来了就是一大帮。”

据了解，虞宅乡新浦江人大多来自贵州、云南、四川、江西等地。虞宅乡虞宅村监委委员虞红光回忆道，2008年，当地曾发生过一起百人参与的械斗，事情的起因，只是因为一个新浦江人拖着行李箱，在一户民居拐角处撞坏了一片瓷砖。从那时起，本地人与新浦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

为解决新老浦江人之间的矛盾，虞宅村先后成立联防队、新居民工会，虽然缓解了以往的紧张关系，但依然隔着“心墙”。

在2020年初的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出现转机。当年2月，虞宅村宣传栏里贴出一张公告，呼吁新浦江人参与卡点执勤，帮助被隔离人员代购物资。

“没想到，真的会有人响应。”虞红光说，当时被隔离的大多是回到浦江的务工人员，村里便有了招募他们加入组成新浦江人抗疫先锋队的想法。

“反正在家也闲着，不为别的，就是为老乡，我们也应该去报个名。”王春艳和丈夫赵二河商量后双双参与，一同报名的还有他们的好友，来自云南的罗开友。

王春艳、赵二河、罗开友被安排在虞宅乡人流量相对集中的解放路路口执勤。三人的出现，让不少本地人觉得奇怪。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哪家的？”“我们在虞宅已经20多年。”一番交流后，本地人被新浦江人参与疫情防控的积极性打动。疫情期间，新浦江人抗疫先锋队的加入，对防控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今年，王春艳和罗开友作为新浦江人代表，被邀请参加村两委会议。大到村级公园选址、道路改造、占道经营等难题，小到晾衣服、加煤气等生活琐事，他们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为虞宅村的发展献计献策。

“我们不再是‘外人’，而是亲人。”王春艳说。

以互助探索社会治理

随着疫情形势缓和，新浦江人抗疫先锋队完成了使命。2020年4月，在此基础上的新虞宅人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首期队员33人。

该服务队是我县第一支备案登记，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外乡人队伍。虞宅乡党委副书记张丹东说：“让新浦江人在志愿服务中找到归属感、认同感，是我们推动成立这支队伍的初衷之一。”

何娇是志愿服务队的一员。2020年暑假，何娇带着儿子回贵州老家探亲，小住几天后，儿子便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在儿子心里，虞宅村就是他的家。何娇说，这更坚定了她为虞宅村服务的决心。

新浦江人积极参与本地志愿服务，当地人也在为他们提供便利。

今年台风“烟花”登陆浙江时，新浦江人肖正军不慎从电瓶车上摔落，虞宅村村民虞群英便把他的两个孩子接到家里住。“肖正军的妻子是我介绍的，我看着他娶妻生子，他的孩子在厂里跑着闹着长大，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虞群英说，没有他们，就不一定有虞宅乡的快速发展，甚至是浦江水晶产业的发展。

据悉，虞宅乡政府还将引导新虞宅人志愿服务队进行规范化建设，在虞宅村新办公大楼落成时正式挂牌，让队员实实在在成为村级事务管理中的巡查员、调解员、智囊员、宣传员和治理员。

新浦江人来到当地或务工或经商，成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仅满足了当地用工需求，其居住、生活消费，也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水晶产业的发展便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新虞宅人志愿服务队的组建和运行，回应了当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课题，其理念和创新做法都值得关注。”浙江师范大学社工系教师李伟梁说。

完善新浦江人参与社会治理的地方立法和政策、培育发展新浦江人社会组织能力、创新新浦江人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据了解，未来，新虞宅人志愿服务队还将探索更多基层治理经验，将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让更多新浦江人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模式成为“新主人”，让新浦江人参与当地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习惯”。